吴宗国:怀念邓广铭先生

怀念邓广铭先生


吴宗国


邓广铭先生不仅在学术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开创了宋史研究的新局面,而且在历史教学上义无反顾,奉献了毕生的精力,培养了一大批中国古代史研究,特别是宋史研究的高素质的人才。

在教书育人、传道授业方面,先生所付出的大量心血,我们是深有体会的。我们班是1953年入学的。1954年先生给我们讲授基础课中国通史(三)隋唐五代辽宋金史,1955年还是1956年又辅导我们做学年论文。在讲授基础课的时候,都要先把讲稿发到学生手中,日以继夜地赶写讲稿便成为他的主要工作。此后几年,每逢上课,他都要对一些过去研究不够新发现的历史问题或一些关键人物、关键事件,进行认真的研究,对讲稿进行补充和修改。当时我们只顾着上课前预习,下课后复习,看讲稿看参考书,参加课堂讨论,而不理解先生为此付出的心血。更不理解先生讲稿上的每一个章节,先生课堂上所讲的每一个问题,都是他们潜心研究的最新成果。在课堂上所讲的内容,改变一下写作的形式,发表出去就是一篇高质量的具有创新意义的论文。高质量的教学和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就是这样有机结合在一起的。这些是在后来工作以后才逐步体会到的。为什么我们历史系和中古史研究中心的教师都热衷于上基础课,因为他们发现只要是真正投身到中国古代史基础课的教学,不仅可以开阔自己的眼界,使自己有一个更加广阔更加深厚的基础,而且必然要推动自己去研究和探索新的和前沿的课题。

先生在辅导我们做学年论文的时候,和班上同学的接触就更多了。为了加强同学阅读文献材料,通过文献材料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先生印发了大量的原始材料,并且亲自给同学进行讲解。正是这次的学年论文,把同学引上了历史研究的道路。

先生不仅是在课堂上传道授业,课后也很关心同学们的生活和学习。当时每年春节回家的同学很少,除夕班上的联欢晚会,先生总是抱着一大捧水果糖果,携带小南妹妹前来参加。在晚会上,他总是谈笑风生,给同学带来温暖和欢乐。

先生对学生总是那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班上很多同学长期和先生保持着联系,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班的同学还和先生有过两次聚会,一次是在北招待所食堂,一次是在植物园。能和本科阶段一个班的许多同学保持这样持久的联系,说明先生对同学们影响之大。这是很难得的,值得我们每一位教师学习。

先生在北大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学和课程建设方面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北京大学历史系把基础课通史放在首要地位,并由学术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担任的传统,在先生担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期间传承下来,并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担任系主任时候确立下来。当时刚刚恢复高考,考虑到当时古代史专业的教师,老的老了,年轻的还差点,于是他邀请了校外的在史学界颇有影响的胡如雷和宁可两位先生,担任中国通史古代史部分的教学。从这以后,我们北大历史系基础课中国通史都由有一定学术水平和教学经验的教师担任了。中国古代史的教师们也都把能否参加中国古代史教学看作是自己水平的标志,积极地参加中国古代史教学。前一段时间中国古代史就是由阎步克、陈苏镇、张帆和邓小南等担任的。这对学生的培养和教师个人学术水平的提高有着深远的意义,对中国古代史学科总体水平的提高和学科的发展也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1955年到1956年系里开始开设专门化课程也就是现在的专业课。除了本系教师开设的专题课,还外请了李祖荫先生讲中国法律史,聂崇岐先生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吴晗先生讲明史。其中有些先生的讲课方式同学不太适应,同学们有点意见。先生知道以后,不止一次地给同学们做工作。他甚至还讲到过去有一位很有名望的老先生,一上课就天南海北,谈些与课程无关的问题,直到最后几分钟才步入正题。可是就是这几分钟却包含了深刻的内容,每一个听课的同学都感到受益匪浅。他举这个极端的例子,是教导我们一方面要体谅老先生们的一些习惯,同时要尊重老先生,抓住老先生讲课的特点,要善于学习。

在老一辈的教师中,先生的人格魅力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69年下放江西南昌鲤鱼洲的时候,我们历史系和哲学系编为八连。他和商鸿奎先生都是62岁半,他们戏称自己是一二五战斗队。当时学校里组织一些有影响的教师进行毛泽东思想讲用,讲得好的在全校讲,并可由此得到“解放”。其中就有我们系的一位先生。我们听到以后当然为他的解放感到高兴,同时也想到了我们的邓广铭先生。正好在鲤鱼洲西语系的一位先生也因讲用得好被树为标兵。并参加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随队到处宣讲,可风光了。作为他的学生,我们是多么希望他能够早日得到解放。我们劝他也来一次讲用。我和他整整聊了一个晚上,最后他还是坚决表示他不参加这样的活动。

上世纪80年代先生担任全国政协文史处副组长,组长是杨成武。有一天杨成武的部下兴冲冲地带着装好镜框的杨成武和先生的合影来到先生家中,要给挂在墙上。先生表现得非常淡定,丝毫没有受宠若惊。

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深刻的影响。在1994年出版的《邓广铭学术论著自选集》中,最后一篇是《评向达教授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文章的末尾注明“19571025日,写于北大(原载《历史研究》1957年第十一期)”。一看这个写作年月,大家一定会知道,这是在什么情况下所写的一篇书评。我看到以后当时就想,怎么把这么一篇文章也收了进来。一般像在这样的条件下所写的这一类文章,都是批判性的,是不会收入选集的。后来我仔细看了这一篇文章,发现这篇文章完全是就事论事,实事求是的学术批评,摆事实讲道理,没有上纲上线,完全不像在当时那样情况下所写的文章。这也表现了先生坚持真理,实事求是,不随风摇摆的性格和品质。文章还特别提到,向达先生“有关唐代中西交通方面的某些最基本、最关键性的问题,他竟是大都没有搞清楚的”。上个世纪90年代正是敦煌吐鲁番学和中西交通史研究的高潮,吸引了许多学者,特别是年轻的学子。先生特别把这一篇文章选入自选集,我想这也是有深意的,反映了先生对年轻一代深切的关怀和希望。

先生实事求是,刚正不阿,不眼睛向上,不随风摇摆,不随波逐流的品格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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