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若薇:鄧廣銘先生誕辰110周年紀念會發言

鄧廣銘先生誕辰110周年紀念會發言

2017520日)


楊若薇


今年是鄧先生110周年誕辰,北大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也創立了35周年。作為鄧先生的學生、中古史研究中心的前研究人員,我藉此機會,與大家一起撫今追昔,緬懷恩師,勉勵自己及朋輩,繼往聖、開來學,在中國古代史研究的領域中開拓、耕耘。

我離開北大、在海外至今已經二十七年了。但每每回憶起在鄧先生身邊學習工作的日子,一切都歷歷在目,好像就是昨天的事情。這些年,雖然主要從事的是應用語言學及社會語言學的教學、研究工作,但我不覺得自己已經“改行了”。我一直關注着遼金元史的研究,而正在從事的研究課題,也與鄧先生當年的啟蒙、教誨直接相關。

遼金元史的研究,有許多懸案、謎團,高深莫測,常令人望而卻步。記得1984年有一天,我在向鄧先生請教時說道,“遼史的乣是個我不敢碰的難題,不得其門而入、無從下手。”鄧先生聽罷,說道:“《遼史》上說得很明白,乣,軍也。乣,就是軍,沒那麼複雜。”鄧先生的話,好似一語道破天機,令我頓悟。沿着這個方向,我開始梳爬史料,上下求索,曲徑通幽地尋找謎底。這個“通幽”的路徑,就是語言問題。這是我把語言學方法運用於遼史研究的第一次嘗試,研究文章於1986年發表在《歷史研究》上。這個研究今天看來有需要補充的地方,也是我一直希望繼續研討的課題之一,但從語音變換、互譯的角度去解釋《遼史》上的“乣”與“軍”的關係,則仍是破解“乣軍”的關鍵。這是鄧先生的高明所在。鄧先生的指點迷津,使我領悟到歷史與語言文字的密切關係,也令我對語言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

從語言學及歷史學兩方面作出跨學科的探討,可以幫助我們開拓新視野、開辟新途徑。多虧了漢字,令我們今天仍可讀懂千年史籍。但是,書面語與口語始終是有差異的。自古至今,漢語一直是“書同文,語不同音”,甚至“詞不同義”。漢語方言眾多,各方言的發展又受到各種外來因素影響,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漢語口語及書面語,無論在讀音、詞語、語法及語義、語用上,都存在着共時差異、歷時變化;用漢字記錄非漢語民族的史料,或者用少數民族自己的文字記載,如契丹、女真及蒙古文字,則又為史學研究增加了更多的語言變數。所以,我們在讀遼、金、元三史時,語言文字是不可迴避的首要問題。

大家知道,香港與內地使用相同的中文書面語,但是,香港的中文,常令內地人讀起來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若望文生義,必會出現誤讀或誤解。例如“肥佬”,在香港很少用來指“肥胖的男人”,而是“考試不及格”、“失敗”之義,它是英文fail的音譯;有個著名的“禮賢堂”教會,乍看其名,讓人聯想到的是儒家的道德觀念——“禮賢下士”或崇“禮”尚“賢”,事實並非如此。這個名稱是萊茵河(Rhein)的音譯,是由來自德國萊茵河地區的教士建立的教會。而粵語“萊茵”的發音與“禮賢”完全相同。同為中文,現代社會尚有如此差異,更何況在信息溝通不佳、文化交流不暢的遼金元時代。所以,以中原地區的漢語去記載、理解同時代的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的語言及史實,誤區恐在所難免。

從語言入手,重新分析和審視遼、金、元史,特別是那些疑點、懸案,會令我們有所發現,從而揭示歷史的真相。這是鄧先生生前對我們寄予的殷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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