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垚:邓广铭先生和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邓广铭先生和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马克垚

今年是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原来叫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成立35周年,邓广铭先生诞辰110周年,是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日子。35年来,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取得丰硕成果,出人才、出著作,在中国史学界树立起一面旗帜,在国内、国际史学界都发生了重大影响。说到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就应该说到邓先生的开创之功,坚持之力。这在中国史学的发展上,是有许多值得大书特书的内容的。这里只能谈一点个人感受。

邓先生为发展中国史学,可以说敢为天下先,有一种“三不足”精神,真符合“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精神。打倒“四人帮”后,1978年,邓先生任北大历史系系主任,那时许多事情都需要拨乱反正。邓先生的第一项措施,就是让系内的中国史青年教师,回去读书,不要上课,另聘外校著名专家来系授课。当时的青年教师,大都是四十左右的人,在系内已经上课多年。现在突然不让上课,说你水平不够,大家都有点接受不了,那么紧接着来的提职肯定受到影响,所以“全系”哗然。

请来的专家有的讲的很好,如宁可的“中国通史”,刘乃和的“历史知识讲座”等。有的也有问题,如王利器讲“历史文选”,太深,学生听不太懂,倒是教师都去听。左景权讲敦煌学,他从巴黎来到不久就生病,病好了聘期也到了,结果没有怎么上课。这些被我们年青教师作为邓先生改革不佳的借口,称它为“邓恭三变法”,以示如王安石变法不成功也。当然我们青年教师都是学生辈,不敢去当面质疑,只是下面窃窃私议。这些也传到邓先生的耳中,但他不为所动,仍然坚持执行。

一天,我在二院门口遇见他。他和我说,多少年都没有念书了,现在让你们回去念书,有什么不好。我只能唯唯。我是世界史教师,还没有受到不让上课的待遇,但是后来一想,如果邓先生考我们一下外语,那大概没有几个人能及格,所以也是属于不能上课之列的。邓先生对我们这一代人的看法应该说是正确的,整天下乡下厂,斗私批修,大量学习时间被耽误,缺乏历史学的基本功,应抓紧补课,而我们对自己的估计有些偏高。我想邓先生可能从这时就想起办研究中心的事,以利于培养历史学新人,提高史学质量。

邓广铭先生

1982年中国中古史中心成立。邓先生为了办中心,可谓尽心竭力,而且也是很有魄力,很有决断。一是选好人才,建立以老带新体制。老人除他本人外,有周一良,田余庆、祝总斌、张广达等,新人则从78级毕业生中留了一大批人,这些人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次高考中选拔出的人才,数百万考生中的少数佼佼者才能上北大,不乏青年才俊。选人、留人,这是要有眼光的。后来进来的人,如刘浦江,毕业后到中央党校教书,没有读过学位,但邓先生毅然将他调来。这些人现在都已成长为国内中国史方面的领军人物,邓先生可谓慧眼识英才。

二是让他们读学位,由上述的系内名家指导。邓先生曾经和我谈过中国中古史中心的意义,他强调说,上古部分应该和考古紧密结合,而考古已从系内分出独立成系,所以这一部分除外;明清史商鸿逵病逝,许大龄也多病,也只能缺失。这样才将它叫做“中古史中心”。

三是让年青人潜心学习,根据个人志趣和导师指导发展,不搞什么集体项目。不像现在许多研究中心、研究所动辄出三、四十本、甚至百十来本巨著的集体项目,不然不算成果,拿不到奖励。这个我是从亲身体验中得知的。那时社会科学刚开始设立由国家资助的研究项目,邓先生也上报了一个。什么项目我已经记不清了。只是在我担任系主任期间,有一天学校社科处来找我,说邓先生要将他的项目退掉,这在全国也还是没有听说过的,人家是争着上项目,邓先生反而要将已经拿到的项目退掉。我对社科处的同志说,邓先生要退,还是尊重他的意见,就退了吧。后来有一回邓先生和我说起,他的项目(大概是也有外校学者参加),参加者不能按计划完成进度,没有什么意思,徒增麻烦,所以决定退掉。还是各人自己研究为好。

邓先生主持中心时,正值草创,可谓举步维艰。虽然说是上面批了有四十个编制,多少平米的房子,但这些到了学校并不落实。学校当时经费困难,用房紧张,哪有余钱照顾中心。只是指定住满了家属的备斋为中心用房,等各住户陆续搬走后再去挤占。经费没有,就从国家成立的古籍整理委员会领一些任务,因为古委会任务并不要立竿见影出成果,给的经费还算不少,由此帮助中心运转。

在邓先生的领导下,中心工作逐渐开展。当然也不是没有矛盾,也有一些摩擦,我也有所耳闻。但邓先生总是按照既定方针,以发展史学为宗旨,排除其他干扰,领导大家潜心学术。逐渐中国中古史中心建立了自己独立的院落,研究人员各有自己个人的研究用房。图书馆设备齐全,图书资料丰富,使我们系的人都羡慕不止。我还曾经从那里借用过学校图书馆都没有的藏书。

正当研究中心工作蒸蒸日上时,90年代学校开始执行中央的退休规定,老年教师七、八十岁者不少,面临退休。记得当时校长丁石孙开会时向系干部说,该退休的都是我们的老师辈,事情不好办,反正一定要挨骂,我(丁石孙本人)也是要首先挨骂的,但挨骂也得去办。我回系后,就贯彻执行这个决定了。

系里最先退休的有周一良先生、王永兴先生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当时退休不退休在待遇上没有什么差别——特别在我们文科,理科还有能否使用实验室的问题。轮到邓先生退休时,他却提出了意见。邓先生大约认为维持中心良好运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中心继续发展也有一些想法,而谁来接班领导中心似乎还没有找到合适人选,所以想再干一段时间。

当我惴惴不安地和邓先生说起学校关于退休的规定时,他和我说,退休没问题,只是我只退教授,不退中心主任;还和我开玩笑地说,如果要我把中心主任也退了,那我现在的学生就全交给你系主任带。我听了大吃一惊,说我怎么敢带先生的宋史研究生呢。于是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了校长丁石孙。丁校长略一思索,说就按邓先生的意思办。后来倒是身为学校副书记的郝斌对我说,退休首先应该退的是中心主任职务,而不是教授这个职称。郝斌和我是前后同学,同为邓先生的学生,所以我就说,那你和邓先生说去。我知道他也不会去说的。

无论当时和现在,我都认为,邓先生并不是要当中心主任这么个官儿。他当时已是我国史学界泰斗,受到大家的尊重和景仰。他曾经写一篇短文登在光明日报上,说“北京大学没有《後漢書》”,批评北大图书馆管理人员不识繁体字;又因为主张宋江没有投降朝廷,和许多史学界人士辩论,后来发现了新的证据而公开承认自己以前的主张不对,显示了一个学者实事求是的气魄和担当。他的名字因此在全国史学界外也广为人知。当中心主任,对一个八旬老人、名人来说,只有多操心,多费力,没有任何好处。邓先生所以如此行事,正显示出了他为提高我国的历史科学,不计个人得失,全力奋斗的精神。

马克垚先生

后来邓先生因为要集中精力修改自己的著作,提出从中心主任的位子上退下来。没有合适人选,一度由历史系系主任兼任。当78级人才已成长时,中心主任就由阎步克、荣新江先后担任,走向正轨。

我不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成员,是个局外人。只是因为在历史系多年,作为邓先生的学生,与中心有过一些接触,写此短文,以纪念邓先生,学习他的治学、办事精神,同时也祝贺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越办越好,将邓先生的精神发扬光大,为我国历史科学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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